整个项目总盘有点夸张，几乎完全就是平地起高楼，这让牛太原直接放弃了思考。
他害怕自己兜不住。
不过很快他就不怕了，因为京城农业局跟上头汇报了这么个情况之后，市国计委以及城建等单位的头头，就马不停蹄直奔南郊。
差点儿一出溜就到了冀北省。
到了之后，就先跟张浩南打招呼，这光景董事长办公室的秘书团正在做记录，因为一旦开始运转，秘书团和助理办公室就要跟各个公司进行沟通。
做预算都是极限压缩时间，短期就要出预算表，然后通知到一线单位。
董事长办公室的立项通知，不同项目会传达到此类项目的生产端。
比如番茄酱罐头的代工订单，一线工人是清楚公司总订单量，本厂配额以及本生产线排产量的。
在优化生产加工流程上，员工作为一线长期作业者，会在生产环节的优化提出意见，再由自动化设计办公室工程师进行改动。
所以单论生产制造这一块，“沙食集团”的配套工厂效率极高，张浩南把控方向，秘书团和助理办公室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个意志具象，是眼睛是耳朵也可以是嘴巴。
各公司的副总真正受到钳制压力的，其实大部分时候不是张浩南本人，怕是一回事，在公司内部的权力受到监督，是源自整个垂直管理体系，而隐藏其中的，是大量政府人员。
很多财务岗位、监管岗位的人员，其实就是张浩南从地方政府打包而来，这些人的特殊性，让虞小龙或者周全全没办法一手遮天，想要欺上瞒下的难度也非常高，成本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毕竟从前途来论，这些从政府部门借过来的人员，从个人角度出发，不管是累积资历还是说就为了挣钱，肯定是跟着张浩南走更稳。
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康庄大道，讲法律或者不讲法律，都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当张浩南决定投资南郊区，当决定已经产生，就不要再去讨论要不要投，或者投多少这种问题。
要的只是执行，以及如何执行。
在赚钱这件事情上，整个“沙食系”从上到下不管是哪位副总还是说一线打包工，都不会怀疑大老板张浩南的决定。
如果“我”觉得成本太高，可能会不赚钱，公司可能会亏本，那只能说明，“我”的判断出了错误，大老板一定是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好处。
所以严格来说，“沙食系”这两年的极端高效率，具有不可复制性，不管是恐怖的资金量还是说决策正确率，不存在任何模仿的余地。
因为甭管哪路人马，谁敢拍着胸脯打保票自己投多少钱都不会打水漂？
更可怕的是，“沙食系”其实严格来说，很少跟银行打交道，若非地方税务系统也成了“长工”，否则真是让一大群人睡不着觉。
此刻，京城国计委的人打完招呼之后，也感觉自己是在看科幻片。
“张总是打算这么多项目……一起开工？”
“对啊，怎么，不批？”
张浩南手握“猫猫茶”，有些奇怪地看着过来看热闹的副主任贾南宁，这位贾主任在两江省还是有点名气的，很厉害，算是刘谌的老前辈，不过是从松江财经毕业的。
在京城这地方能把二产稳住，就是需要总体规划，贾南宁就发过几篇总体规划理论的文章，其中关于总体规划带来的资源优化以及财政资金节省，两江省很多他的学弟都借鉴并且实践过。
只不过在京城很不好搞，压力太大了，风险也太大，很容易就去好一点的监狱吃饭。
这其中涉及到的东西，那就不是一星半点。
比如说关于京城吸血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和松江那种超级工业城市不同，京城从一开始就不是超级工业城市，当然，它的确是工业城市，但要撑起一两千万人口，那点东西是不够的。
先天不足外加政治上的职能，使得京城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占比膨胀到什么程度呢？
百分之八十！
而三产恰恰无法提供最大规模的优质岗位，只有金融、互联网这种高端服务业才能算得上优质，而其总岗位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大企业以及某些金牌企业的明星效应，因为光环太耀眼，直接让人把光芒照不到的地方给忽略了。
因此官员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想尽办法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或者说尽可能优化第二产业的结构。
可正是因为娘胎里的问题，银行的钱在热，此时的房地产，或者说类似京城情况的房地产，金融属性远大于正常的住房需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谁降温……谁就是在挑战现有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并不具体，因为它是泛基层的，从顶层权贵到基层小老百姓，全都囊括在了里面。
上车的就成了日后互联网上的“京爷”，没上车的连在互联网上呼吸的机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