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八年（793年）七月，宰相兼度支使班宏病故。司农少卿裴延龄在与湖南观察使李巽的竞争中胜出，接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久又升任户部侍郎，成为天下财赋的掌舵者。
他是个眼里随时有活儿、根本闲不住的大忙人，只是他的忙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胃口。
贞元九年（793年）七月，裴延龄在经过一年的观察琢磨后，向德宗书面陈述了他的所谓业绩：“臣自接手度支，先后查出各州所欠税款八百万缗，应征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献的各种贡物折价三十余万缗。请另外设置库房用以存放，每季度盘点结算一次；同时设置月库存放绢帛，每月盘点结算一次。”
奏疏写的非常专业，看上去有零有整很像回事。实际上八百万缗的欠交税款，全部来自无钱可交的贪困户，只是一个一直存在的、毫无意义的数字，根本征收不来。
至于抽贯钱，那是在正税基础上增加的税点，随收随支，不可能有节余。
而贡物、绢帛本就是国库的在储物资，裴延龄将它们存放到其他库房，无非是换个名称虚张数字，迷惑德宗而已。
可笑的是，德宗竟然认为裴延龄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天才，当即痛快允准！
于是裴延龄谨遵圣命一顿凶猛折腾，其实不过是增加了数名分管假账的关系户、增设了几本糊弄人的账本。不仅没为国家增添一分利，反倒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裴延龄得知长安西郊有几亩长满芦苇的湿地，也不知他出于什么动机，向德宗谎称他在长安与咸阳之间发现了数百顷沼泽，可用作蓄养战马的国家牧场。
这一消息实在过于震憾！要知道大唐的牧场原本都在陇右、河西，被吐蕃侵占后，能用于放牧的地方屈指可数。在战马为尊的古时，能发现如此规模的牧场，不啻于现代社会的油田！
德宗立刻派人核实，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欺君大罪，一向暴脾气的德宗却并未怪罪。
左补阙权德舆看不下去，上疏弹劾：“裴延龄把没花完的赋税称作盈余，当成是他主持财务增加的收入。陛下认为他能力超强卓尔不凡，然而不论是邪恶小人还是正人君子，都对他深感不满。陛下何不派几名诚实守信的大臣调查，根据真象公开奖惩。如今关于他的议论群情激愤，难道京城上下都是反对他的朋党！陛下应稍稍减少对他的宠幸，明察忠奸！”
德宗是个自以为是且极为固执的人，他不觉得自己看错了人，谁再讲也没用。
当初朝中几乎所有人都说卢杞是奸臣，只有他坚定认为卢杞是忠良，为此甚至不惜与宰相李泌反复争论。清醒的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糊涂的人则是众人皆醒我独昏。遇到这样的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德宗内心的不安感越来越强，变得愈发猜忌。官职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选用，宰相们引荐上来的人，很少能得到他的认可。官员们但凡犯了一点错，往往终身不能复用。
他把能言善辩当作选才标准，致使忠厚持重的臣子鲜有晋升的机会，大唐官场因此呈现出一派死气沉沉的氛围。
陆贽上疏指出：“圣明的君王不会把善于言辞当成有才，也不会用自己是否喜欢来选任官员。如果只是出于喜欢却不管他是否胜任，只为了说话中听而不去验证他的品行。官员进退全凭一己之情，衡量忠诚只看听话与否。就像扔掉尺子靠臆想裁量长短，不用秤盘凭感觉衡量轻重。即使猜得再准，也不可能没有偏差。”
“只因一句话让您高兴就认为有能力，而不去核实其所说是真是假；只因一件事违逆了您的心意就降罪处罚，而不去考察他忠诚与否。所以满朝皆是才不胜位、德不配位的庸才。”
奏疏虽然没点裴延龄的名，但任谁都能看所指是谁。这种直戳要害的劝谏方式，让德宗这个大犟头很是反感，索性置之不理。
陆贽接连几封奏疏都未得到采纳，使裴延龄更加有恃无恐。
贞元十年（794年）六月，御史中丞穆赞查获出一名度支小吏犯有贪污罪行，将其收监治罪。裴延龄怕影响自己，求穆赞从轻发落，遭到了拒绝。裴延龄随即在德宗面前构陷穆赞，德宗连问都不问便将穆赞贬为饶州别驾。此事过后，满朝文武畏惧裴延龄如虎，甚至不敢用正眼看他。
裴延龄忽悠德宗，说现在的官吏太多，缺编的职位不用再行补充，用省下来的俸禄充实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