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唐伟东眼珠一转又有了个主意，就跟李玉英说道:“或许也不用咱们厂里出全部的钱，只要不请假，用收割机的工人，咱们可以补贴他们家里一亩地一块钱，他们一人顶天了也就三五亩地，一家撑死十块八块的，不够的让他们自己出。这样补贴加上他们不请假的工资收入，我想他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用机械的。”
李玉英一拍桌子，完全赞成唐伟东的主意，工人不请假每天创造的利润完全要超过这补贴的一块钱，绝对全是花小钱办大事，看来真的是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说明钱花的不够。
李玉英当机立断，喊来司机直奔县农机局和乡农机站去要设备了。
农机局他们平时的农用机械，基本都是免费分给没说，当场就同意了，给出的价格也很合适，基本算是半卖半送了。
反正机械都是国家的，费用都是财政出，挣的钱可都是进了自己腰包的，这就相当于用国家的东西为自己赚钱，他们还能有什么不同意的？
谈妥了农用机械，李玉英又马不停蹄的赶回厂里，召开了一个临时的职工大会，把厂里的扶助政策一说，这让工人们喜出望外，不用请假耽误挣钱，还能解决夏收的问题，大多数工人当然赞成了。
至于除了厂里的补贴之外，自己要出的那块儿八毛的，在工厂里一天就挣回来了，很多人都能算的过这个账来。
于是，河东村也算是开了用机械收割播种的先河。
当一辆辆十二、五十型号的拖拉机，前边挂着收割机，后面挂着播种机顺着大路赶往河东村的田间地头时，把路边其他村里正在地里挥汗如雨，弯腰手工割麦子劳作的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纷纷咒骂河东村的骚包，转回头来又开始骂本村村干部的无能，反正满眼里都是羡慕嫉妒恨。
省报驻县里的记者得到消息后，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革开放、农民致富的典型，当即就赶到了村里，准备做一个实地详细的采访。
村支书第一次见到记者，正想大吹法螺露个脸呢，就被唐伟东拖到一边剖析了一下利害关系，告诉他上边没发话让他别乱说，村支书一想后果差点给吓尿了。
他也顾不上记者了，火急火燎的跑到厂里给乡里和县里的宣传部门挂了个电话，等候领导最终的批示。
记者也很理解村支书的顾忌，对村支书的所作所为也没说什么，只是对提醒村支书的唐伟东来了兴趣。
要知道在80年代可不是谁都懂这一套的，尤其还是一个最基层的农村里，冷不丁蹦出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记者们当然要感到好奇了。
他们却不知道为饲料厂做广告的时候，唐伟东已经和他们报社接触过了，只不过出面的是其他人，他仅仅是做为一个随行人员的身份而已。
直到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得到消息急匆匆的赶来，商量了一下以后，村里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不仅仅是采访各级领导，还深入到田间地头对正在劳作的农民进行了采访，同时，还拍了大量的、机械劳作的现场照片。
而从干部和村民的口中，他们屡次听到一个名字，那就是“小康饲料厂”，记者们不由得对这个企业也好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