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上午，已经收了三四个，邓牧为心里暗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钱不用说，都是公款。自己这有人送，县里的常委和副县长肯定也有人送，那不多，也谈不上违纪违法，累加起来可就是万元户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邓牧为感叹，当官要是收钱，真是太容易了。”就让秘书请来了纪委书记施伟强。
施伟强这人四十四五岁，是从光明县监察局长的位置上到了平安县任纪委书记，在光明县的时候，办了一个副县长，名噪一时。之所以能查实，还是因为这副县长做得过了头，被人实名举报。副县长是地区管的干部，施伟强没办法，按照县委的意见，就报到了地区，地区很快将副县长事情查实，连带着牵扯出七八名乡科级干部，成了地区的大案。这施伟强因此也被破格提拔成了平安县的纪委书记。
施伟强正拿着调查组的报告，现在已经基本确定，教师招考存在重大的舞弊嫌疑，如果展开调查，必定涉及钱权交易和权权交易，对于这个事情，施伟强本身是不愿意深究的，从参加工作就在查办案子，施伟强知道，这事牵扯的绝不只是一个教育局和劳动人事局这么简单，这事的背后，必定有县级领导干部。施伟强信奉前留三步好走，后留三步好退。听到教育局档案室着火之后，虽然骂了几句脏话，但内心来讲，施伟强还是松了一口气。
干部的性格多样，但大致分为几种，一种是外圆内方，外在看起来很是随和、容易相处，而内心却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会轻易妥协。像钟毅、邓牧为、李尚武和张庆合、马军都算是这类干部。第二类则是外方内圆，看起来十分的刻板教条，任何事都公事公办，但内心却很圆滑，做事情一般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事实上施伟强就是这样的干部。第三类则是外圆内圆，这样的干部最可怕，平日里办事不讲规则，不按程序，毫无原则，这样的干部也不在少数。第四类干部则是外方内方，这类干部原则性强，干起工作来一板一眼，但这类干部多见于新入职的年轻人，而少见领导干部。刚易折，柔易曲，宁在曲中求，不在直中取。因为这样的人，很难成为领导。这种分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年轻人久了，也会被磨平了棱角，毕竟氛围和环境就是这样，适者才能生存。
到了邓牧为的办公室，施伟强表现得义愤填膺，道：“有的同志啊，真是肆意妄为啊，牧为书记，这事我看有必要向地区公安处和地区汇报，必须查一个水落石出”。
邓牧为挥了挥手，劝慰道“伟强啊，不要激动嘛，我们查不出来，地区也不一定查得出来，到时候闹得满城风雨，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反而让大家看我们笑话了。这事也不着急，你们先不要着急下结论，对教育局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多和经办人谈谈话，我不相信，咱们的教育局几十名同志，就没有一个人有党性？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安平的两个老师没有转正，教育局必须说明情况。伟强啊，这事我不担心，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施伟强内心想的，就是把事情控制在教育局范围内，对上对下也算有了交代，但表态的时候，肯定嗓门要高，气势要足。
邓牧为道：“除了教师招考的事，对教育局的调查，收获不够大呀。”
有些人很狡猾啊，我们发现，教育局采购了一批高档的家具，这笔经费，应当是为滩区中学采购课桌的。他们挤了一部分钱出来，买了办公桌椅，特别是教育局班子用的桌子，都超过了两百块钱一张。这事，我们已经让他们写情况说明了。
邓牧为道：真是败家子，但是如果仅仅是几张桌子，还定不了罪啊，喊他们必须把情况说清楚，整改到位。伟强啊，今天请你过来，是有这个工作要安排，现在临近过年，不少干部啊都来给党政班子的领导来送红包，这股风气很不好，过年了，纪委开个会，到时候我出席，请红旗县长也参加……。
教育局局长朱家春躺在宽大的皮质办公椅上面，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白勇生正坐在对面，用手抚摸着红木的桌子道：“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桌子，才用了半年，就要交了”。
朱家春跷着二郎腿，道：“交，为什么要交啊？之前的桌子摇摇晃晃的，怎么办公，咱们呢是教育局，咱们都穷得露了腚学生娃娃咋会相信读书有用嘛。”
白勇生道：“老板，这事不好办吧，他们查了我们发票”。
朱家春曾经是县一中的年级组长，后来又当副校长，从县一中副校长的位置上担任了教育局的局长，学生同事同学遍布各个单位，在政府和教育系统人脉很广，教育局的人，很少有称朱家春为局长，无论公开场合还是在办公室，大家都称朱家春为老板。
朱家春在各个岗位当领导干部，经验很是丰富，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道：发票的问题就用发票解决嘛！
发票怎么解决？
哎，这还用我教？你去找个正儿八经的收废品的，以二手的价格三十一张，把这批桌子全卖了，然后再以三十一张把桌子从他手里买回来，把发票留好，不就完了嘛！
这样财政不是又有损失？
有什么损失？你三十买的三十买回来的，财政一分钱损失没有，他们不是要说法嘛，你给他们说法不就完了。说着起了身道：翻了年换届，这教育局局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我操办这些东西，这位置还不是你们年轻人的。
老板，那个位置，盯着的人，可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