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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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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3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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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张德富走了，离开了我们这个班集体，宿舍里的东西都收拾完了。他不再读书了，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东霞把这个刚从男生宿舍传出来的消息告诉我，我简直难以置信。总觉得辍学是只会发生在贫困山区里、电视里或故事里的事，离我们好遥远，从没想过会真实发生在我的生活里。这事犹如一声警钟敲醒了我，原来贫穷离我们并不遥远，原来我们就身处底层，随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那个穷坑里。
震惊之余，回头望向那个曾属于张德富的座位，空空的座位，或许不久的将来它会拥有个新主人，或许它会被搬进学校的储藏室，但现在它就空在那，无言地宣告了张德富的离开。失落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张德富走了，这已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同学一年，与他最大的交集却是在他走了以后的这个时候。失落不断扩大，继而漠然，这也许就是人生吧，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东霞在我耳边叨叨着：“听说他还有个上初中的妹妹……听说他妈妈没有工作，他爸爸在一个工厂上班，现在工厂倒闭了，发不出来工资……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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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育课时，史辉脚扭了，送去医院，后来确认为是骨折，教室里又空出个位子。
班上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开，这是什么事啊？！虽然毕业后大家都会离开，但和这种中途因各种事离开的感受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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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8日……星期二……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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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是诗朗诵比赛的决赛，赛前临时通知在朗诵前要组织各班拉歌。作为文艺部长，由我组织高二年级拉歌这个事看来是跑不掉了。因为是临时接到的通知，没提前安排下去，只好匆忙到比赛现场到处找各班文艺委员说明情况，人还没找齐拉歌就开始了。
一个年级十几个班上千号人在偌大的操场上，我手上又没个喇叭，纯粹靠嗓子喊，靠在各班前排左右两边跑控制局面。一时间，操场上歌声四起，震耳欲聋，完全盖过我的声音，让我陷入音浪的海洋里，好处倒是听不出我是破音还是跑调了。说是歌声，那是抬举，完全是不受控的几百只野兽出笼的各种嘶吼，是几千人终于找到机会的发泄，是对耳膜的折磨。从开始的“阀门”打开，就注定了无法找到结束的按钮。这声音的洪水奔涌、狂泄，四处侵袭，四处嘈杂，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洪水，我是无力控制的，只能等大家发泄够了，累了，自然平息。好吧，我承认：简直一团糟！拉歌算是搞砸了，这算是我当文艺部长遭遇的第一个“滑铁卢”吧。我很坦然，并不觉得懊恼，也不觉得有什么失职，因为三个年级一样乱，谁也不比谁强。倒是埋怨起临时增加拉歌内容的领导，出的什么馊主意，不给通知安排的时间，也不配发扩音器等工具。
好在拉歌只是序曲，诗朗诵才是正题。拉歌之后各班按年级、班级顺序依次到看台上表演，上下场的时间和表演时间一样长，一切中规中矩。我们班在中后段，台下的老师和学生们大多已失去了观演的兴趣，只等着活动结束去吃饭。所有班级表演完毕，校领导说赛后张榜公布得奖班级，届时获奖班级班长到教务处领奖状，然后就草草结束了活动。以我到校一年来的经验，已经很习惯每次学校组织活动虎头蛇尾的操作，碰到这种处理也没什么可讶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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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食堂的路上碰到班头，他跟我诉苦，说班主任对他、生活委员徐建、劳动委员陶然和体育委员江丰有点意见，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他和徐建，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撤了他们几个。老章对陶然和江丰有意见我是知道的，一方面觉得他们不好好学习，总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方面觉得班上的事他们也不好好管，类似的态度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多次了，但对于班头和徐建有意见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无论是成绩，还是对班务的热心程度，他俩都算不错的。
班头说：“史辉脚扭伤那天，我去找老班借钱垫付医药费，他不借，之后我又提议动用班费，安排班委去张德富和史辉家家访，他又拒绝了。他老说权力下放，可真到遇到事，班干部们还是没什么权力决定事情，做的也老是得罪人的事。唉！可能因为我和他这些观念上的冲突对我有意见吧。”
听他说的事，我觉得也就是他暂时心里委屈，便安慰道：“老班还是好心的，他可能有他的考虑，估计不会为这么点事就撤换你的。你干得还是挺好的。”
他提起精神，笑了笑，对我说：“吃完饭后到教室，我们叫几个班委商量下去张德富和史辉家家访的事吧。”
“嗯！”我应声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