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日本人是全世界人均工作时长最高的民族，许多员工因为准时下班而感到羞愧，如果男主人每天过早回家，会被妻子认为在公司不受重视；最早的“过劳死”来自于日语，日本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如此辉煌的年代，日本成为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三分之一都源于过度劳累。”
“我们也是一个不睡觉的民族，上班族没有个人生活可言，加班后必须前往新的社交活动，紧接着还有第二场，甚至是第三场，凌晨两点钟回家——明早又早起上班，剧烈的竞争使得我们摘得全世界最少睡眠时间的桂冠，不足六个小时，比排名第二的北极圈国家芬兰，少了一个小时还多。”“昂贵的当季风衣，海滨建造的室内滑雪场，挥舞万元大钞等待下一辆出租车——这也许是一种病症，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使我们所骄傲的东西，正是要使我们毁灭的东西。”
到这里，松永回忆起余切在核时代文学的介绍，他把余切囊括的三个要点“极高科技水平和极低生活水平，秩序坚不可摧、人们自发毁灭”写在文章当中，然后道，“中国作家余切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
“在核战之后的废土上，全世界人不得不为少得可怜的资源进行争夺，而与此同时，科技仍然得到发展，物欲仍然在极尽一切的被满足，不同阶层的人在一个精妙的恐怖秩序下，走向他们共同的灭亡。”
“这几乎是一个为日本社会量身定制的文学设定，把我们一切社会问题都变得更为极端，确实日本是一个绝大部分物资需要进口的国家，如果我们成为一座孤岛，十五天内会饿死接近三分之一的居民；任何阶层的人都在追逐物欲，为此甚至倒过来减少食物支出，简直是癫狂；除了最顶层，没有一个人满意现状，没有一个人是长期感到快乐的，没有一个人要去改变它。”
“我们也不知道在服从什么但我们在绝对的服从——当我们不知道为何而服从的时候，恐怕灾难就快要来了。”
这之后，松永又加上了东京笔会的照片：意思是，这不是一种荒唐的想象，而是文学家们来讨论出的。
稿子发去了编辑部，经过讨论，把报道罗列在社论专栏上。
从上个世纪开始，《朝日新闻》就以社论专栏而出名，这些社论由固定的专栏作家或编辑部集体撰写，固定地排在这份报纸头版的下方。
该栏目言简意赅，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从棒球明星到政客都能被拿来讨论，很受日本读者的喜欢，相当于当时的“热搜”话题。
因此，尽管《朝日新闻》并不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而是长期名列第二，但这些社论使得它在日本报纸中保持一种“精英报纸”的色彩，其读者学历最高。
每四个读者，就有一个人学历在本科以上。相应的，其读者的收入也是所有报纸当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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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余切所谓“核时代文学”当中，要打起警惕心的那些人。
清晨，新的一天开始，这是一个平凡的工作日。在地铁上，在公司的茶间，全东京有三分之一的人看到了《朝日新闻》的社论。
这一天的新闻头版是“大藏省的官员赞成明年签订日元升值的协议”——当时这个鼎鼎大名的协议还不叫广场协议，人们并不知道该协议到底能对日本产生什么样剧烈的影响。
只知道根据大藏省官员的估计，这一份协议签订之后，日本人将会进一步变得有钱，现在已经很有钱，大藏省却说，好日子还要在更后面。
更述了一个中国作家访日后创作的文学设想。
在这场发生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的临时演讲上，记者松永得出“日本要盛大的奔赴死亡”这种结论。
虽然报纸都有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夸大自己说法的一面，但头条新闻说好日子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