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分流和下岗名单，几乎占了风能公司全体职工的三分之一，数量庞大，触目惊心。
但与此同时，腾挪出的资金也初见成效——基本勉强够得上购买德国图纸和生产许可证的费用了。
财务报表读完后，会计室一片沉默。
谢世齐看着那冷冰冰的数字，低声道：“这些数字背后，可都是几百个家庭。”
说完，他没有再发言，只是扭过头，对麦麦提缓缓说道：“钱，已经凑出来了。德国的生产许可证，必须拿下。”
麦麦提默默点头，没有多说一句。
几天后，他再度起程，亲自飞往德国谈判。
临行前，他特意绕回深圳，去探望那些已经被深航吸纳的分流职工，看看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否真正站稳脚跟。
民营和国企，终究不同。
特别是在管理方式上，差异更是赤裸裸地摆在了眼前。
在风能公司，多少还有些按资排辈的惯性，年头久了，总能在岗位上站稳；而在深航这样的民营体系里，唯结果论几乎是硬性法则。
干得好，奖金、晋升、机会应有尽有；干不好，不管你是老员工还是技术骨干，转岗、降薪，甚至被边缘化，都毫不留情。
起初，很多从风能公司分流过去的人，极不适应。
有人抱怨节奏太快，有人吃不消绩效压力，有人在三个月试用期还没结束时就被劝退。
但也有人，在这种高压环境里快速成长，一步步闯出了新的天地。
麦麦提看着那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面孔，心里不是没有动容。
这就是时代的方向：温情可以留给个人，但制度，终究只认效率。
他一边安抚着那些依然挣扎的老同事，一边也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未来风能公司的命运，也必须学会适应这套规则，必须学会在变化里活下来。
就像这次去德国，哪怕前路再难，生产许可证也一定要拿到手。
这是他们仅剩的翻盘机会。
——
其实，就在这个时期，各级政府也在密集出台扶持政策。
科技部的科技攻关项目、国家“863”高科技计划、“九五”科技重点项目、“双加”计划、“乘风计划”……名目繁多，旗帜鲜明，仿佛到处都是机会。
可现实却是，电力体制改革步履蹒跚，政策条文空洞且反复，谁也吃不准标准。
本该是支持，反而成了扼住咽喉的枷锁。
谢世齐和马文斌迟迟不敢下狠手裁员，其中一条心思，就是想着能靠这些项目资金“搭个梯子”，哪怕晚死一步，也多争点时间。
他们咬牙申报了好几轮，结果连个立项通知都没影儿。
钱，拨给了谁？没人知道。
就连盯着这些项目最紧迫的王曦权，也不知道答案，只能干瞪着眼。
但很快，意外发生了——就在王曦权递交辞职报告、从体制内“体面退场”后，没想到，各种邀约忽地接踵而至。
有新成立的风电公司找上门来，请他做顾问；也有地方平台托人传话，希望他帮忙组建国产化团队。
其中一家，居然是电力系统下属的国企——龙胜公司。
这事，还得追溯到南高齿的那两台300kW国产风机。
当年外经部的李荣戎副部长在汕头考察，一眼就相中了那两台风机，拍着机舱壳子连声称赞：“就该做自己的设备！我们不能一辈子靠进口！”
不久后，就有电力系统内部的官员打电话联系王曦权：“别在外面小打小闹了，还是回电力系统做事情吧，你可以不在系统里待，但系统
王曦权执拗不过，于是去了龙胜。
但他也开门见山：“风电场的事我不插手，只想专心搞设备国产化。”
他是去了后才知道，龙胜公司“正好”拿到了“乘风计划”的一笔专项资金。
这算是老天给的一线机会。
他不敢耽搁，南下北上谈判、论证、敲技术方案，马不停蹄。
只是——
钱虽在账，人虽在场，但决定权并不在他。
上面一轮轮开会讨论，一轮轮推诿扯皮，最终什么也没拍下来。
王曦权摇摇头，只留下一句话：“做不成，就走吧。”
一语成谶。
离开龙胜后，另一家同样拿到扶持资金的国企——华源公司又向他伸来了橄榄枝。
他也去了。
但情况，依旧如出一辙。
领导们对他的方案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是冷冷地“听着”。
没有表态，就是最大的拒绝。
王曦权苦笑了一声，转身就走：“不用了。”
多年后，他和谢世齐偶尔小聚，聊起这段往事，只剩下一声叹息：
“那个年代，大多数国企老板对风电设备制造缺乏兴趣，觉得投入大、回报慢，看不到短期市场前景，自然不愿意拿真金白银去冒险。
而风电设备制造，恰恰是一个需要巨大耐心和投入的产业。”
这，也正是他在国企系统里一再受挫的真正原因。
当然，凡事也总有例外。
那天，海滨重工起重设计院的院长吴俊然，邀请王曦权到海滨重工走了一趟。
车间灯光昏黄，钢材味和切割烟尘混在一起，老旧设备嗡嗡作响，气氛却带着种莫名的热气。
吴俊然领着他在车间里转，边走边指着一排排机床、焊机、龙门吊，神色颇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