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复魅与地域的抒情》
——论《大湾区嘅春天》中的粤语诗学建构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方言写作犹如一条隐秘的暗流，既挑战着普通话的霸权地位，又为诗歌语言注入了鲜活的在地性血液。树科的《大湾区嘅春天》以粤语入诗，不仅是一种语言选择，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这首诗通过粤语特有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构建了一个既具体又超越的地域诗学空间，在\"珠水暖?，云山翠咗\"的方言韵律中，完成了对大湾区这一特定地理文化单元的抒情性重塑。
粤语作为汉语族的重要方言，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诸多特征，其声调系统比普通话更为复杂，拥有九个声调，这使得粤语诗歌在音乐性上具有先天优势。\"珠水暖?\"中的\"?\"（no1），\"云山翠咗\"中的\"咗\"（zo2），都是粤语特有的语气助词，这些词汇在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传递出一种亲昵的温度感，\"咗\"则表示完成状态，二者共同营造出对珠江与云山变化的细腻感知。这种语言特质让人联想到宋代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吴语韵味，或是清代纳兰性德词中满汉语码混用的独特风格。树科的粤语诗学实践，实际上延续了中国诗歌史上\"以方言入雅言\"的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诗歌开篇\"企喺摩星岭，又望摩星岭\"构成了一个精妙的空间辩证法。\"企喺\"（站在）这一粤语表达，比普通话的\"站在\"更具动作的持续性，暗示了凝视的绵长。而\"摩星岭\"作为香港的地理标志，在此被重复观照，形成了自我指涉的空间镜像。这种手法令人想起卞之琳《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视角游戏，但树科的表达更具方言的肌理感。诗人立足摩星岭眺望摩星岭，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揭示了大湾区的空间特质——既是观察的主体又是被观察的客体，既是地理实体又是文化想象。正如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言：\"我们并非在一个空洞的、均质的空间中体验世界，而是通过一系列被情感价值所浸透的特殊地点来理解存在。\"
\"粤港澳：十一城山水\/千千万万嘅人间烟火\"这两行诗实现了从地理空间向人文空间的巧妙转换。粤语中\"嘅\"（的）的使用，使得\"人间烟火\"这一表达更具地域亲切感。数字\"十一城\"与\"千千万万\"形成宏观与微观的对照，既勾勒出大湾区城市群的规模，又聚焦于个体的生活细节。这种写法与威廉·华兹华斯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描写伦敦\"这城市现在穿着美丽的晨衣\/静谧，空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将城市景观转化为抒情对象。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粤语特有的量词\"千千万万\"（普通话常用\"千万\"）强化了数量表达的生动性，使抽象的数字获得了方言的口语质感。
诗歌第二节\"白云山上白云飘\/观云台下白云游\"运用了顶真修辞，在粤语发音中形成回环往复的音乐效果。这两句看似简单的白描，实则暗含深意。\"白云\"作为广州的地理标志和文化符号，在此被赋予了动态的生命感。值得注意的是，诗人选择了\"飘\"与\"游\"两个动词，而非更常见的\"浮\"或\"飞\"，这种用词选择与粤语的动词系统密切相关——粤语中\"游\"（jau4）比普通话的\"游\"更具悠闲自在的意味。这种语言选择让人联想到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但树科通过方言表达赋予了它现代都市的观察视角。观云台作为人工建筑与自然白云形成对照，暗示了人类文明与自然景观的共生关系。
\"万家灯光，思绪翩跹\/亘古珠冮，银练丝绢\"这四句构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响。粤语中\"珠冮\"（珠江）的发音（zyu1gong1）比普通话更具铿锵之力，\"银练丝绢\"的比喻也源自岭南丝绸文化的集体记忆。诗人将当下的都市夜景（万家灯光）与亘古流淌的珠江并置，形成历史纵深。这种处理方式与艾略特在《荒原》中并置古今伦敦的手法相似，但树科的表达更具东方美学的含蓄特质。\"思绪翩跹\"这一文言与粤语口语的混用，体现了诗人对语言层次的自觉把控——既根植于方言土壤，又不失古典韵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将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而树科的诗句恰恰捕捉了大湾区作为传统与现代交汇处的这种双重特质。
诗歌结尾\"湾区嘅春望，粤人好歌舞！\"可谓全篇的点睛之笔。\"春望\"一词既指春天的景象，又暗含\"展望\"之意，与杜甫《春望》形成跨时空对话。而\"粤人好歌舞\"则通过粤语特有的判断句式（省略\"是\"字），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岭南文化的乐天性格。这个感叹号的使用，在粤语口语中对应着语调的上扬，传递出由衷的赞美之情。这种结尾方式与惠特曼《草叶集》中\"我歌唱带电的肉体\"的直抒胸臆有相通之处，但树科的表达更具地域文化标识性。通过这一结尾，诗人将个人观察升华为文化宣言，确认了粤语文化在大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从诗学传统看，《大湾区嘅春天》继承了岭南诗歌\"清新自然\"的美学品格。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曾言：\"粤诗贵清远，不贵沉郁\"，这一特点在树科的诗中得到了现代表达。但与古典岭南诗歌不同，树科引入了现代都市的意象群（摩天岭、万家灯光），使传统与现代在方言的容器中达成和解。这种尝试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通过里斯本方言构建现代性体验有相似之处，都体现了方言写作对抗文化同质化的努力。
在文化地理学视角下，这首诗构建了一个\"可感知的大湾区\"。法国思想家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的\"块茎\"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空间表征——大湾区不是一个层级分明的树状结构，而是由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九市组成的多中心网络。树科的诗句\"粤港澳：十一城山水\"正是这种空间意识的诗意表达，各城市如块茎般既独立又相连，共同构成文化生态整体。粤语作为这一区域的共同语，成为连接不同行政区块的文化纽带。
从语言政治角度看，粤语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行为。在全球化和普通话推广的双重压力下，粤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树科选择以粤语书写大湾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沉默者的发声\"，这与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坚持用英语写作非洲故事具有相似的文化策略——都是通过语言选择来确认文化主体性。所不同的是，树科面对的是内部的语言权力关系，他的写作既是对岭南文化的致敬，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扞卫。
《大湾区嘅春天》的审美价值在于，它通过方言的\"陌生化\"效果刷新了我们对熟悉景观的感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觉，而树科的诗恰恰通过粤语特有的表达方式，使我们重新\"看见\"了大湾区。那些在普通话写作中可能沦为陈词滥调的意象（白云山、珠江），在粤语的浸润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更广阔的诗学视野中，树科的实践提示我们：方言不是标准语的低级变体，而是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表达系统。正如巴赫金所言，语言实际上是\"多种方言的集合\"，每种方言都承载着独特的世界观。《大湾区嘅春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将粤语作为地方色彩的简单点缀，而是作为诗歌思维本身，作为感知和表达世界的根本方式。这种对方言诗学可能性的探索，对于打破当代汉语诗歌的同质化倾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诗人\"企喺摩星岭，又望摩星岭\"时，他不仅是在观察地理景观，更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的自我指认。通过粤语的诗性力量，树科将大湾区从一个行政概念转化为一个情感共同体，将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空间转化为可以栖居的诗意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大湾区嘅春天》不仅是一首描写地域风光的诗歌，更是一首关于如何用方言思考、感受和歌唱的元诗歌。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春天不仅存在于自然界的更替中，更存在于语言的重生和文化自信的复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