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制度访学计划就这样在火中走、在泥中滚。
没有人一上来就成“制度之神”，但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争吵、修正、被骂、被反驳中，学会了一件事：
“制度，是你和他们一起写出来的东西。”
青年访学计划进入第五周时，后台出现一个震动全国的数据：
已有87名大学生制度草案被群众投票通过试行。
其中31项被本地村委会采纳作为次年参考制度版本。
同时建立“访学制度专属编号库”，编号S-F001至S-F087。
每一个编号后面，都是一次代际协商的见证。
蜂窝制度，在制度的火里长出了第二层皮肤：
认知与治理的共识层。
而陈家村的祠堂墙上，悄然贴出一张新纸：
“本村现行运行制度中，40%由非本村年轻人起草。”
“他们是过客，但他们留下了规矩。”
蜂窝“百校千人访学计划”的爆发式成功，令全国震动，但也让某些地方坐立不安。
尤其是那些在制度改革中“面上支持，骨子里排斥”的传统派村干部、区域协调员，开始集体“翻旧账”：
“蜂窝让学生写制度，不怕出事？”
“外地人来村里改制度，谁担责任？”
“制度能让娃娃们来练手玩？”
很快，这种质疑被放大为公开指控。
十二月初，一篇署名为“L县若水村干部联合代表”的长文，出现在省平台的官方留言板上：
“蜂窝平台青年制度试验严重破坏村庄既定治理结构。”
“访学者多为未毕业青年，尚未受系统性管理训练，其制定制度可能存在缺乏合法授权的风险。”
“已造成若干村内争议激化，建议立即暂停该计划，审查其行为边界。”
此贴一出，全网哗然。
舆论骤然分化：
一边是蜂窝的支持者：
“写制度就要博士学位？那我们农民永远写不了！”
“孩子们起码敢提案，敢改，谁规定他们没有资格？”
“制度不是身份，是责任！”
另一边则是保守阵营：
“你让一群毛孩子主导制度，你敢信？”
“今天他们写红白事制度，明天是不是该立村纪了？”
“蜂窝是在搞制度民粹主义！”
在风暴中心的陈家村，却异常沉稳。
张玉英冷笑：“又来了，又要来踩我们。”
“人家怕什么？怕规矩不是他们定的。”
“怕权力不再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往上。”
但这一次，陈鹏飞没有让大家直接回怼，而是召集了蜂窝联盟所有核心节点，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主张：
“开一次——蜂窝制度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共议大会。”
地点：陈家村晒谷场。
参会对象：蜂窝所有在运行制度的村代表、群众代表、青年写手、访学学子。
形式：开放式制度辩论+现地投票机制。
主题只有一个：
“谁该有权写规矩？”
会议宣布当晚，全平台震撼。
“写制度的会议，开制度的会？”
“蜂窝疯了吧？要把规矩生死交给大众辩论？”
“要是全村投票否了怎么办？制度要废一半！”
“他们是疯了，但是真牛！”
一周后，冬雪未化，陈家村晒谷场上，搭起简易帐篷，设立制度草案展示墙、群众反驳墙、制度修复区、青年陈述台。
五十余位访学生、三百余位群众代表，聚在场地四周。
村支书坐在最左，老中青三代村民一字排开，戴着耳麦，手上拿着一份重磅提案文件：
《蜂窝制度青年写权·正当性确认机制草案》
内容核心如下：
1.明确15岁以上村民、访学生在制度起草中的合法发言权；
2.制度草案通过需群众评议、返修与投票三重程序；
3.所有失败制度一律归档、不删改、不清理；
4.所有通过制度生效前设七日缓冲期，可由群众提出修改异议；
5.所有制度权责最终归属村共议会平台监督；
而这一草案的主笔，正是来自西川村的两个95后青年——其中一人，正是曾被嘲笑“写制度太离谱”的“猫粮协议”作者。
此刻，他站在众人面前，声音不高，却字字掷地：
“你们可以否我们，但请你们回答一句话。”
“你们年轻时，有没有想过改规矩？”
“你们没写，不是你们不想，是你们没有人鼓励你们写。”
“现在我们有了平台，有了人听——你们不该把我们从写制度的路上赶走。”
张玉英走上台，环顾四周，老眼微红。
“我年轻时没写过制度，我只知道打架、吵架、争田头。”
“现在我知道了，写规矩，比吵架更有用。”
“你们这些娃，在我们最没力气的时候，帮我们接了一棒。”
“我不管别人咋说，我支持你们写。”
“哪怕写得稀烂——也比一辈子不写强。”
掌声雷动。
投票开始。
群众投票采取实名登记制度，仅限本村及制度运行村成员参与。
线上投票开启三小时后，系统后台更新：
投票总人数：892人
同意票：721
弃权票：103
反对票：68
蜂窝制度史上最大一次共议大会，结果出炉：
青年制度写权——正式确立为蜂窝制度基础性权利之一。
不得否认、不得删除、不得贬损，任何群众、访学者、在籍青年，皆可依法提议制度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