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音听完，一愣。
“你是说……中学生，要学失败制度？”
“是。他们已经在课上吵了一整节，争论班干部到底该不该签值日安排单，吵到老师劝不住。他们说——‘要不我们搞个蜂窝流程’。”
蜂窝平台没有犹豫，直接安排三人讲述小组，带着原始制度图谱、72次失败录像、十张签字卡样本，以及一整套群众争议片段，走进了那间普通的教室。
讲课的不是官员，不是学者，是张浩。
这位从祠堂走出来、最早和村民“吵制度”的蜂窝二号讲述人，站在黑板前第一句话就问：
“你们谁在班里吵过架？”
全班安静了三秒，然后，几乎所有手都举了起来。
“我吵过。”
“我说卫生区分配不公平。”
“我不想选那个班长，他安排事只顾他自己。”
张浩点头：“很好，那我们来学制度。”
“不学怎么安排，不学怎么管人，学——怎么把你不满讲清楚、写下来、让别人签上字、出了问题还能贴墙上被人反驳。”
“这才叫制度。”
他把第一张制度卡贴在黑板上，上面写着：
“第七课间卫生轮换机制草案（试行）”
发起人：高一二班学生代表
执行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大课间
异议时间：每周五下午班会自由讨论
签字卡责任人：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组长三人联署
底下附着一张“失败登记表”，赫然写着：
“第2周，卫生区域清扫次序混乱，无人登记，执行失败”
原因：责任人未跟进，学生未形成流程共识
修复提议：每次清扫后当场签字，现场讨论分配不公直接备案，下次可据此调整
全班哗然。
“老师，这个比我们上次开班会讨论那个‘值周日志’清楚太多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吵着写吗？”
张浩笑：“不是可以，是应该。”
他抬手写下四个字：
“讲理训练”
“你们现在的课程叫‘表达与制度’，但我告诉你们，表达如果不能引起规则变化，那就只是情绪。”
“而制度如果不能容纳表达，那就只是控制。”
“你们今天开始，不是学生，是讲理者。”
……
这堂课结束后，全班当场上墙：
每人写一条本周在学校遇到的不合理现象，自行拟议事流程，写争议点，画流程图，标出失败可能和责任人建议。
墙上密密麻麻一大片。
最让人震撼的是——
没有一句抱怨，只有条条“我来提议”“我签字”“我愿被反驳”的自信语句。
蜂窝平台把这些拍成照片，上传到了“讲理地图·青少年版本”中。
那一栏的说明语这样写：
“每一个愿意提出规则问题的少年，都是蜂窝制度的接棒人。”
……
不久，全国多地中学、高职院校、甚至部分师范专业都陆续来信：
“能不能开一门蜂窝讲理课？”
“我们不教孩子顺从，但我们希望教他们如何表达不服，并有机制修复。”
蜂窝讲理课，进入了教育体系。
它不是课程标准，而是制度种子。
张浩在授课总结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孩子们不是学会了制度，他们学会了‘制度是可以被他们写的’。”
那一天，陈家村的小学也贴上了第一张“蜂窝讲理墙”。
墙不高，只到一米三。
但所有卡片，都写得歪歪扭扭、满是错别字。
有一张这样写着：
“我不想扫地，因为我扫得多，别的小朋友少。我们能不能换着来？不行我下次还吵。”
落款：林朵朵，二年级一班。
制度的意义，从未如此清晰。
不是文件，不是模型，不是系统。
是一个七岁的女孩，站在讲理墙前，敢说一句：
“不行我下次还吵。
蜂窝制度走进校园的消息越传越远，最初是中小学，后来是大学文理学科，再后来——法学院也坐不住了。
全国两所顶尖法学院同时向蜂窝平台发来邀请：
“我们正在组织‘法律与社会秩序演化机制’系列课程，拟邀请蜂窝制度参与专题研讨。问题核心在于：蜂窝体系的‘签字卡’是否具备法律证据功能？其制度轨迹图是否能作为新型非正式协约范式存在？”
蜂窝团队收到这个邀请时，反应不一。
张浩说：“法律圈来找我们，是好事，也是难事。他们是最信‘文本规范’的一群人，而咱是最靠‘讲着走’的一套机制。”
许佳音点头：“但咱这套东西，核心恰恰是——制度不靠权威背书，靠的是过程公开，签字留痕，失败可查。这不就是‘软证据’？”
蜂窝最终决定——出战！
这次由刘伟带队，前往北方政法大学，参加名为《制度共识与责任建构》的研讨课。
课程主讲教授是该校著名社会法专家，曾主持多项村治立法课题。他一开场就提问：
“蜂窝制度有一个核心文件叫‘失败记录卡’，你们认为，它算不算证据？”
刘伟笑了笑，举起一本厚厚的资料档案：“教授，我们这本里有134页失败卡，每一页都附有签字、视频截帧和议事笔录。如果这都不算证据，那您法院现场问案时的陈述记录，也不过如此。”
全场哗然。
一位研究生当场发问：“蜂窝制度强调‘谁签谁负责’，但并未通过法定委托，这样的责任认定是否有法律效力？”
刘伟反问：
“那我问你，村干部安排工分，村民认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