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官员考满，必定要将任内事迹功业集结成文册,呈送各部核查,然后才会递入内阁,呈御前裁断。张阁老吩咐考功司将那份事迹册存档时，六部上下都已经传遍了宋时考满庶绩：
依考核外官的《责任条例》,须考察祀神有几、养济院孤老若干人、官军田地与官粮民粮……至民人犯法被诛者几人、警迹人几人等共计三十一条。
责其最重者，就是田野、户口、赋役、学校、讼狱、盗贼六项。
但立国百年以来，因着隐田隐户、灾异、边患种种缘故,朝廷钱粮越发吃紧,六政之中渐“以催科为殿最”。而宋时这“催科”一项,简直足以让陕西清吏司员外郎及以下诸官给他家送牌匾去：
陕西地处边远寒旱之地，灾异频发,近年又有达虏侵边之事,粮税年年都是难题。各府输进户部的赋税仅够八分,将将到了考满资格,运往边关的军粮更因路上运转不便、押送途中消耗而年年不能足额给到。此外更有因输粮不足税额八分而被黜的，有报灾报荒,求朝廷免钱粮税赋的……
而宋时上任后第一年便献了嘉禾瑞麦,第二年又将种嘉谷之法传遍府治。三年考满之际,不仅他们汉中府缴清了三年足额的钱粮,更连周遭诸府、陕西镇、榆林镇等军镇都受惠于其肥料,解抵京中的税银依时足额，给户部缓解了多少难题。
至于收容流民，增户口,开田野之功，一年胜过一年，户部旧档中记得历历分明。又因他善行德化之教，百姓听其训诫，民间也改了溺婴、弃婴的陋习，三年间新生人口比往年多了一二成。再过十几年，这些人又能成亲生子，为朝廷再添丁口。
这是什么循良能吏！
陕西省各地任上若都是这般贤能，他们还愁国库空虚，上司催逼责骂么！
户部诸官恨不能直接把他的考绩评作“上上”，工部就更不必说了。地方官任内该修的水利、桥梁、官道、窑治、各色矿场，汉中府比起原额翻了何止数倍。
汉江上建堤坝拦水，以减夏秋两汛之灾；引江水开鱼场，又有鱼税之利；沿河修翻车、筒车，旱地又修井水车，解旱灾之难。两府治内外连修数条可容四匹马车共行的柏油石子路，小路、桥梁亦多铺上了水泥路，道边修暗沟，下雨时雨水只在地下流走，不似原来那样污水污物四溢。
至于窑治、矿厂——自有汉中经济园以来，日夜吞吐矿料，所需极大。光那经济园自身便建起数座日烧造数千斤的大窑，地方原有的几座炭窑、灰窑也都为其加大规模、昼夜赶工。地方矿场也是如此，石灰矿、煤矿等日夜赶工之作，又新开了南郑、略阳两处磷矿、南郑一处无名异矿、西乡一处黄铁矿，更有南郑天台山的白云石矿与石英矿……
其中石料矿几乎不收税，但凭那一座黄铁矿所出，一年榷税竟也有两千八百两银。
除了户工两部，刑部对汉中府讼狱、盗贼两项的评价也颇高。
汉中府内外户口都被梳理过几回，地方上监管得极其严密，一批批清扫盗贼、窃盗、拐子之流。罪重的连杀了几批，便将府治内外震得安安稳稳。府中其他州县虽未受过宋知府亲自镇压，但各县也应和着府尊之意，严抓了一阵犯罪，抓得地方清平。
唯其中有些罪轻的强盗、窃贼，虽已开释，却怕他们重操旧业，祸害良善，所以常令街坊、乡里监视这等人，有行迹及时上报——这等人便称作警迹人。
原先警迹人也只是乡里、衙差们警迹，一时看不住又难免有重操旧业的。而汉中府则给那些家里无地，或是乡邻们检举不安心务农的都安排了活计，一天早晚在工坊做工，有几百上千人牢牢盯着，哪里还有重操旧业的机会？
他们汉中听说管这办法叫“劳改”，强令这些曾犯过罪的人做工养活己身，叫他们改掉奸恶之性，倒是个一举两得的法子。反正做工也给工银，这些人不愿种田，就在工坊干上几十年，到老来做不得恶，又有银钱养身，也算得个善终。
这也是安民教化的功业啊。
刑部对他的评价，也正是礼部对他的评价。
开国时定下的官员“本等六事”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学校，学校背后更是教化劝学的重任。然而考当今能吏，难得十之二三，而这些以贤能出名的，几乎也都是重农事、重刑狱、修造水利，重学校的有几个？
多管是官学生能敷衍得提学考核，每年能考出十几个举子就够了。似宋知府这样肯自己办学校、教学生，自办的学校里竟还能教出三名进士、同进士的能吏，在地方官里跟他进上的祥瑞一样稀罕。
也就是他这种未进仕之前就办讲学会，以劝学为本业的名士才能做得出这样的功业来。
四部依着须知条例核定了宋时在任时的成绩，皆以为他的文档送到吏部，定能评个上上等，加官进阶，重回中枢。然而等着等着，他们这一批考满的地方官都已出了结果，升迁进京的名单都拟出来了，宋时这边却静悄悄的全不见转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