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过后，陈家村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课堂。
不是蜂窝系统的制度讲座，也不是乡建专家的指导课，而是一场专门为“十四岁以下”少年开设的试点课程，名字叫——“咱村的账是怎么来的”。
讲课的人不是谁别的，正是张浩。
他站在蜜果学院的老黑板前，戴着棉帽，板书工整，语气认真。
“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上历史，也不上语文。咱们来讲讲‘咱村的账’，讲讲为啥你们爸妈有工分、罐头有标签、咱村的地能按劳分红，而不是你家几亩地你自己种、你自己卖。”
教室里坐着二十多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八岁。他们一开始有些走神，直到张浩拿出一张陈旧的工分表，展开在讲台上。
“这是我当年第一年回村时，干活记的第一张工分单。我贴了一百二十张标签，最后记了三块六毛五。你们猜，当时我高兴不高兴？”
孩子们都摇头。
“我高兴得不得了！”张浩笑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三块六毛五，是我干的每一个动作换的，不是谁赏我的，不是村干部按关系分的。”
“咱们村，后来为什么走出来了？不是因为我们有人当官了、有人发财了，而是因为我们能把一张纸，一笔账，几十年用下去，而且不怕贴在墙上给人看。”
他把手按在黑板上，慢慢写下几个字：
“制度，是让人说得清、分得明、走得远的东西。”
孩子们眼神开始聚焦。
其中一个小女孩问：“那为啥别的村不这么干？”
张浩沉吟了一下，答：“不是他们不想干，是他们不知道这条路咋走，也没人陪着他们试第一步。”
“咱们村当初干第一批共田的时候，也有人反对。说‘你一个外头回来的，还想教我们分地？’但我们最后还是把账贴出来、把错改出来、把活干出来。”
“所以今天讲这堂课，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一定都要留在村里，但你们得知道，你家过的这个‘不怕贴账、不怕评理’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讲完课后，孩子们排队去看墙上的制度图谱、贴标流程、工分分配图。他们七嘴八舌，有人惊叹“这原来不是老师规定的，是你们村民一起商量的？”还有人一边看一边记：“以后我也想参与一次村议。”
这一幕，被芳兰站在窗外默默看在眼里。
她没有进去打扰，只是转头对身边的林璐璐说：“等这些娃长大，咱们村的制度，就真是扎根下去了。”
林璐璐点头：“我们这一代是建设者，他们这一代，是接棒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制度的记录者、维护者，还要当一个能把这些东西讲得明白、传得下去的**‘叙述人’**。”
……
十二月初，蜂窝系统首次启动**“制度叙述工程”**。
这个项目不是给媒体准备的，而是给未来人准备的。
由每个制度运行满三年的节点村自行提交**“制度口述史”**，记录一个制度从发起、试行、失败、修订到稳定运行的全过程，并用本地语言、村民口吻录音归档。
北岭村的一份口述记录中这样写道：
“我叫王狗子，前年村里说要搞什么‘议会制’，我压根不信。我说你们开会的都年轻，谁听我一个老汉说话？”
“结果开了三次会，我每次都说‘不同意’，最后他们真改了我提的那条。我那天回家，跟老伴说：这不叫制度，是咱自己说出来的道理。”
“我现在每个月都来议会，我不识几个字，但我知道啥叫‘说得清’。”
这段话上传后，被系统标注为“共议机制形成阶段·深度参与型个体视角”。
陈鹏飞看到后，转发到个人文档，并写下注释：
“制度，不是精英写的词，是普通人说得出口、认得了、听得进的语言。”
随后，他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不是工作推进会，而是一次新的战略讨论：
蜂窝网络的下一阶段，不再只是制度运转，而是制度“生命体”的自我描述能力。”
“制度叙述，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让后来人不再从零开始。”
这项提议得到了平台的支持。
蜂窝平台开发了“制度叙述地图”子系统，用户可以点开任意一个节点村，听见真实的本地口音、看到原始记录、感受到每一条制度如何与村民的生活发生关系。
平台首页也新增了一个板块：
【第三代村民】
——他们不是制度的设计者，却是制度的继承人
——他们不是系统的参与者，却是系统的重启人
——他们听见了祖辈说过的那句：‘别让规矩死在我们手上’
……
岁末，陈家村准备收工账。
这一次，不是年终总结，也不是媒体采访，而是“制度托管年鉴”的最后一道程序。
每一个制度点位，都要上交一份“自评报告”：
本年度修改了几次？
村民反对声音集中在哪？
有没有出现临时中断？
最严重的一次争议是什么？是怎么化解的？
有无制度新苗生成？有没有年轻人参与议会？
张浩交上报告时写了一句附言：
“我终于知道，‘制度’不是给别人看的花架子，它是我们村唯一能留下来的根。”
而此时，平台后台的数据已经悄然显示：
蜂窝系统第201个村点亮，143份制度图谱归档，52项失败机制备案，27项本地话术录入成功，19位‘下一代讲述人’提交演讲音频。
陈鹏飞坐在祠堂里，一页一页翻看那些少年讲制度的稿子，听见一个个带着乡音的声音说：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治理现代化，但我们知道什么是让人服气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