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场吵得最凶的会，有人反对，有人沉默，有人迟疑，有人改口，AI能根据这些发言节奏、关键词重合度、情绪走向，绘制出一张“共识演化图”。
这张图不是决定谁赢，而是告诉大家：
哪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被接受的？
哪个环节曾激烈争执？
谁曾被压制，谁在沉默中改变立场？
张浩第一次看到这张图，感叹：
“我们过去靠记忆讲制度史，现在靠数据讲制度真相。”
……
第二阶段，蜂窝平台在所有讲理广场布设“制度投影终端”。
这不是屏幕，是一种动态“轨迹墙”：
每条制度卡贴上后，屏幕显示它的ID、失败次数、修订人；
点击任何一点，可展开轨迹动画，看每次修改的全过程；
居民可扫码签字，也可留言反对，全部同步上链；
若有反对票超过三人，系统自动触发“修议机制”，并点亮“制度议变灯”——告诉所有人，这条制度，正在被质疑。
广场上，群众围在这块墙前，像看选秀节目一样点评：
“这个制度上个月刚改过，居然又有人反对？我来翻下那次修议录像。”
“咦，这里失败三次都没换责任人，是不是说明签字流于形式了？”
“你看这轨迹图，好看的很，一路红线到蓝光，全是修出来的。”
讲理，不再只是纸笔手签。
而是数字化、结构化、可视化——让制度的“每一笔变动”都留下痕迹。
蜂窝平台上线新首页，首页中心按钮只有四个字：
“我不同意”
点进去，是一整套流程指引：
你可以对任何一个制度卡提出反对；
你需要写明反对理由；
你必须签字；
系统会将你的反对挂上链；
如果你的反对成为制度修改的第一推动，那你将成为该制度“修议发起人”之一，署名记录永存轨迹链。
许佳音看着这个功能上线时说：
“这才是蜂窝的终极样子。”
“制度不是让你认的，是让你敢反对的。”
……
几周后，全国多地开始尝试“数字蜂窝试点”。
不仅在广场、村委、学校，就连城市企业也主动提出“将项目决策纳入讲理链备案”。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发文表示：
“我们决策层引入蜂窝讲理链，所有战略会议纪要均上链记录；所有执行项目必须附带‘失败备案模板’；所有KPI制度，允许员工反对并匿名修议。”
网络哗然。
“企业也蜂窝了？”
而评论区最热的留言是：
“不是企业蜂窝了，是他们终于知道——规矩不是你定的，而是大家签的。”
……
那天晚上，蜂窝平台公布链上第10万条制度轨迹。
编号：YWJZ-100000
名称：XX街道夜市摊位分配制度（第七版）
失败记录：三次
修议次数：五次
轨迹发起人：个体户黄老板
修议发起人：环卫处临工杨叔
签字总数：146人
反对总数：13人
最终版本：含临时调整位、红黄灯制度、投诉责任卡
评论区一片掌声。
有人说：
“这是中国第一套进了链的街头制度。”
“从此以后，每一个吵完了才签的规矩，都有证据。”
“讲理，从此可以存档。”
“讲理链”上线后仅三个月，便引起了一场国际学术界的小型地震。
起初是日本东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所发布了一篇简报：
“我们正在研究中国大陆蜂窝制度平台推出的共识演化链，其独特之处在于——该机制并非由中央权力或高等机构制定，而是由一线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反推构建，具有前所未有的‘下沉逻辑自洽性’。”
这份简报迅速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欧美社交网络中流传。
很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先后发布专题研究计划，标题统一指向：
“来自中国的原生社会共识记录系统研究”
在这些研究计划中，有两个词不断被强调：
“原生”“下沉”
一位德国社会学教授在研究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蜂窝制度之所以独特，不在于它多高效，而在于它足够原始、真实、充满摩擦。它没有被润色、没有被规范统一，它就是一个个个体‘不服’之后所形成的实际妥协。”
“它让我们看到，治理并不是一套流程，而是一串愿意被留下的争议。”
……
不久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系蜂窝平台，提出一个正式邀请：
“我们希望将蜂窝制度作为‘全球南方治理机制创新案例’之一，纳入联合国年度《社会发展报告》第二章‘非政府机制下的制度演化’部分。”
蜂窝团队收到函件后，内部会议沉默了整整三分钟。
张浩打破沉默：“我们这是不是——快变成联合国样板了？”
许佳音缓缓摇头：“不，我们不能成为样板，我们只能成为提醒。”
刘伟接过话：“我们要告诉他们——制度不是模板导入，而是争议数据积累。”
最终，蜂窝制度提交了一份极为特殊的报告版本：
不是用英文写成的PPT，也不是制式政策文本。
而是一整套讲理链的数据样本：
50条制度全链追踪档案（含失败视频、签字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