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大朝，太尉刘裕奏《八项事宜疏》。黄门侍郎羊欣大声宣读刘裕的奏疏，刚念罢
“燕国既平，变民被灭，休泰之机已显，臣上疏陈便宜八事：其一，试行土断。请于扬州境内试行土断……”
土断是朝廷为了解决侨置带来的问题推行整理户籍、重新调整郡县的一种手段，主要是居民不分侨、旧，一律按所居郡县编入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清理隐匿的漏户，把逃亡的农户和豪强阴蔽的私户重纳为赋役的对象。
土断一说是西晋司空卫瓘所提出，最初的目的是依照汉代的乡举里选法，使举善进才，纠正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东晋建立后，设立了诸多侨州、侨郡、侨县安置流民，这些人称为侨人，户籍有别于当地百姓的黄籍称白籍。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好处是不用承担国家调役，不过这些侨人要被招募参与北伐。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侨人分化成两极，王谢这样的上品门阀主政朝堂，占用田园山林，而多数无产的百姓不得不沦为部曲、佃客，或者开荒成为自耕农。
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因为权力爆发矛盾，南北百姓也因朝廷的赋役政策不同而引发侨旧矛盾，为躲避朝廷税赋，不少南方的百姓索性依附在门阀门下。
这样一来，门阀士族大量地侵占土地、隐匿户口，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收入。于是东晋朝廷分别于咸康十年(341年)和兴宁二年(364年)进行了咸康土断和庚戌土断，效果明显。
特别是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大大地提高了东晋经济、军事实力，为北伐筹集了资本，甚至为后来的淝水之战奠定了基础。
桓温逝后，庚戌土断被废止，门阀士族再次大量地侵吞土地，而司马元显因为建康兵力不足，征调江南“免奴为客”者进京服兵役的诏书引发了孙恩之乱，加速了晋王朝的毁灭。
交州地处偏远，朝廷官员多不愿去就职，朝廷对他的管辖十分有限。原交州刺史杜瑗逝后，交州官吏以交州离建康万里之遥，刺史之职不应中断，推举其子杜慧度代管交州事务。
虽然郗恢是尚书左仆射，其实已无多少话语权，更不用说祠部尚书阴友齐，便连琅琊王司马德文对刘裕的决定亦难以反对，郗恢等人对杨安玄的助力越来越弱。反而是曾安与一批低阶官员关系密切，容易得到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消息。
这三人是杨安玄在朝堂上最大的助力，但随着孟昶身死，刘毅败贬，刘裕升任太尉，朝堂门阀随风使舵，逐渐向刘裕靠近。
只是这八条触及门阀世族的利益，刘裕能否如愿还在两可之间。郗恢透露，琅琊王有意向各方镇刺史询问改制一事，他受不少门阀委托，请杨安玄向朝廷谏言缓行
丹阳尹郗僧施心中盘算，这条限制各州官吏将领的人数，恐怕是针对豫、江刺史刘毅而来。雍兖梁司青五州被杨安玄把持，朝廷几乎插不进手去，官俸也不用朝廷供给，每年还会上缴国库数十万石钱粮，置将设官之事朝廷难以约事。
从内心讲，杨安玄赞同刘裕的八条改制，自问没有刘裕这种义无反顾的决心，当然这与刘裕携伐南燕、灭卢循之威有关，包括琅琊王在内的朝堂大臣不敢出言反对。
向晋脸色一白，急声道：“杨刺史，土断影响甚大，还望三思而行。”
杜慧度斩杀卢循后，朝廷授其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赐爵龙编县侯。杜慧度向朝廷进贡大象、金银、古贝等物，表示恭顺之意。
九品中正制设立之时，要经过策试取用，后来策试这关不了了之，各地举荐的秀才、孝廉都被世族子弟占据，名不符实。
礼曹掾向晋关切地道：“刘太尉这八项事虽切中要害，但操之过急，愚以为刺史应该向朝廷谏言，循序渐进才好。”
“其八，发展商业。凡官府购置物资，皆到市场买卖，照价给钱，不得征调；不得征用百姓车牛，减少关卡繁杂税项，鼓励各地通商。”
从所奏八条来看，刘裕看到了晋室的积蔽所在，想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制，若是不论其最终的目的，这八条顺利施行应该能改善社会现状，让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得到生息，恢复晋室元气。
将抄录的《八项事宜疏》分给王镇恶、辛何等人观看，杨安玄把郗恢让他谏言缓行
杨安玄欣然道：“愚倒是有意借刘太尉行改制之机在雍州推行土断。”
杨安玄心中暗叹，向晋、钟援等人出身门阀世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自然不愿看到士族受损。自家牢牢掌控雍州，提及土断尚且遭到僚属反对，可想而知刘裕在朝堂上的阻力有多大。
王镇恶笑道：“朝廷的旨意还未到，先不用急，等等再说。”杨安玄听懂王镇恶的意思，是等暗卫将京中风向探明。
等到众人散去，王镇恶留了下来，对杨安玄道：“向晋等人顾及家族，不愿赞成土断等事，但主公当放眼天下，借此良机推行土断。不然若让刘太尉抢得先手，收复民心，主公再要南下便难了。”
“其二，裁撤冗官。郡县凋散、百姓寥落，应精简人员，裁撤冗官。”